谢玉岑（1897~1935），书画造诣极深，又工诗词、能骈文，系常州名士钱名山的学生、女婿。谢稚柳（1910~1997），擅书画，精鉴赏，名扬海内外，谢玉岑弟。陈佩秋1923年生，擅长书法、国画，稚柳学生、夫人。谢氏閤室俱是丹青高手。介堪先生与谢氏一门交往颇深。
谢玉岑与大千同庚，情如手足。1926年，介堪在获识大千的同时也获识了玉岑。1930年，从玉岑处获交其弟稚柳。时稚柳仅20岁。随后共同创作，彼此唱和，交往渐多。1929年，介堪与诸友共同筹建了蜜蜂画社，该社第一期社员中有谢玉岑。1931年，介堪新婚，玉岑、稚柳昆仲分别于婚礼册页中作《双松》、《山茶》以贺。
1934年，玉岑病，介堪特赴常州探视，同时拜谒玉岑岳翁钱老名山，谢钱老为父冠英六秩作寿序。翌年，玉岑殁，又赴常州吊挽送殡。英才早逝，挚友们不胜悲伤。大千、介堪对其遗孤均甚关照，以尽后死之谊。大千以水墨白莲百幅相赠；介堪得知玉岑在沪子女有困难，曾从南京托友人带去二千元相助。据介堪先生晚年回忆，钱名山曾赠诗：“远寄成都卖画金，玉郎当日有知音；世人解爱张爰画，未识高贤万古心”。此后，介堪与稚柳友情益密。
1937年初，介堪向导，偕稚柳、大千诸友同游雁荡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1941年，大千至敦煌临摹壁画，1942年稚柳应邀亦赴敦煌协助。时介堪在家乡避难，其间避难瑞安时，家境极度拮据，稚柳曾汇款接济。患难之中见真情。抗战胜利后，介堪与稚柳均在上海从事艺术创作活动，两人同为筹备上海美术馆的征集委员会委员。1947年，稚柳在沪举办画展，介堪作文《谢稚柳画展记》（载当年《申报》）。
建国后，介堪与稚柳虽身处两地，但交往甚密，现存稚柳书函近20封。闻介堪将去沪，稚柳喜称：“兄即来申，多年不相见，闻之欣忭之极。”介堪每旅沪，两人都相互探视访问，相见甚欢。斯时，谢公在上海乃至全国、海外已颇具声望。谢氏夫妇除自己求印外，还常为友人求印。如稚柳函云：“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同志富藏善本，为求题签数事，特属为转求”；又函云：“王一平同志（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~笔者注）请法镌，王书记对兄书镌极钦佩也。”佩秋女士亦代友求印，函云：“敬祈便中赐刻为感”。介堪均应允。谢、陈夫妇曾合作《兰竹》一幅相赠。此画在“文革”中被抄，未还。癸卯（1963年）介堪曾为稚柳作九叠文印，并题：
异族侵中原 汴京失枢纽 朝野俱奔溃 奸伪如渊薮
故创九叠文 欲以示信用 谁知政纲驰 印文复无咎
嗟哉方寸间 蒙瑕亦已久 我今作斯印 政在人民手
推陈出新意 是非判妍丑 朱墨灿分明 昭然示厥后
介堪出于对三十年代初就结识的老友稚柳先生的信赖和笃情，曾将失而复得的二、三十年代的师友信札一册出示，并请题跋。稚柳欣然命笔：“介堪道兄平昔交游往来书札，于以见其与朋好诗文金石之缘。闻其久已散失，旋又复得之。介堪欣快之意每溢言表。”同出于此，介堪曾将自己得意门生韩天衡君介之于稚柳门下，以企“更胜于蓝”，稚柳亦欣然受之，果然脱颖而出。介堪常以作品见示，稚柳称：“法书小篆，盖自康乾以来未能书此者，尤为钦佩。画竹亦劲挺，有元人意。”1973年清河之月，介堪游雁荡后创作《北斗洞》山水中堂，曾由稚柳题识。1975年秋，稚柳曾为介堪画添竹，并题曰：“……此介堪所写石孤山一卷，予为添竹两竿，不知可以为篱否？”同年再为介堪的《象轴留珍》册题签。
“文革”浩劫后，两人都很关心老友大千，也关心大千在大陆的后代。稚柳在一次来函中询及：“心瑞（大千在大陆的长女~笔者注）地址，幸望见告。”1979年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，介堪与稚柳同时出席。介堪携幼子广强、孙女红樯，稚柳偕夫人佩秋，与日本友人村上三岛夫妇同摄于杭州西泠印社的亲切交谈中。是年，介堪被选为副社长；稚柳亦被聘为顾问。1980年，介堪八十寿辰，稚柳来函：“欣逢八秩大庆，草草为写老松一株为介，不知能荷首肯否？”此画现存方介堪艺术馆内）
介堪先生长女丹文常随父或奉父命去谢府请安，一次稚柳先生戏曰：“你小的时候就不肯让我抱，我买了一只大洋娃娃哄你，你抢去了，仍不肯让我抱”。从中可看出两家的亲情。两公老年时，生活上也彼此关怀。谢公来信常言：要服天麻、饮补剂，并劝方公“酒宜少饮”。
介堪为稚柳夫妇前后治印约300余方。“文革”中谢公函云：“兄为弟所刻诸印（略有散失）幸皆无恙”。1975年，方老外孙侯方衍习印，谢公曾慷慨地将100多方交之钤拓临摹。方老过世后，其子女欲将先父为谢氏所治印章钤拓成册出版，谢公欣然应允，交与80方。限于当时条件，钤拓质量差，效果不佳，未成，恐有失，归还。第二次（1991年）再请，谢公只检出25方，由西泠印社精拓100本，内有稚柳先生题词：“鱼饮谿堂（稚柳先生斋名——笔者注）藏印”；沙孟海先生题签：“方介堪篆刻精华”；夏承焘先生作序。后谢公藏印大都散失，部分捐献国外，所存多为象牙印章，佩秋女士又恐印章丢失有伪画真印之弊，出版之愿未能实现。
转自 名家艺术 微信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