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早是从陈子奋先生的《看画录》(通过已查文字资料，可能是《读画札记》？)中得知谢稚柳先生的。我在向陈子奋学习工笔画期间，陈先生知道我自己开始画山水画并临摹了一些黄宾虹、傅抱石的作品后，就告诉我这种根据印刷品来临摹的方式是远远错误的，他让我去认识一个叫洪世清的画家。洪世清是福建人，当时住在杭州，他曾得黄宾虹、潘天寿、刘海粟等人指点，后来在1996年获得鲁迅版画奖，1997年获鲁迅文学艺术奖。认识洪世清以后，他介绍我认识了王伯敏。王伯敏是南北二虹（鸿）即黄宾虹和徐悲鸿两位大师的门下，是我国著名的的美术史论家、画家。我到王伯敏的半唐斋去，看到很多的藏书、石器、彩陶、画像砖、铜印、瓷器和字画等，有的艺术精品甚至不经意地堆在地上，其数目之多和品质之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和王伯敏和洪世清的交往中，他们经常提到一位谢稚柳先生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，就让我对谢稚柳有了一些了解。
谢稚柳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诗礼之家，祖父举举人，父亲和伯父举秀才，均有著书传世。他的哥哥谢玉岑工诗词骈文，精书法绘画，与张大千最为交好，被张大千推为“海内第一”。谢稚柳日后能顺利的进入顶级艺术圈，很重要的因素要归功与他的这位哥哥。谢玉岑去世前，把自己的弟弟托付给张大千，张大千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地位，谢稚柳因此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不知多少人梦想进入的核心艺术圈。当然，除了谢玉岑的引荐外，更在于谢稚柳本人卓越的才华，他不仅格外得到张大千的器重，就连眼界极高的徐悲鸿也对谢稚柳优礼有加。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徐悲鸿曾邀请30余岁的谢稚柳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，而就在接到徐的聘书同时，谢稚柳接到远在敦煌的张大千发来的邀请，希望他去莫高窟帮助考察壁画。对于这个两难的抉择，谢稚柳毅然决定西渡流沙，暂时放下自己已有的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和成果，去亲身接触许日后或将重写画史、自宋代以来和中国画家绝缘的晋唐高华。1942到1943年，在了无人烟，千里荒漠的敦煌，张大千、谢稚柳凭借着敦煌洞窟内昏暗的光，由张大千带着弟子负责壁画的临摹描制，谢稚柳一个人负责全部洞窟的叙录，包括壁画的位置、原文、题名、题记，对于众多隐约不清的原文，仍不能出错。枯燥、严谨，极富艺术奉献的敦煌之行，开创了“敦煌学”研究的先河，因敦煌之行写成的《敦煌艺术叙录》被认为是“敦煌学”的开山之作，谢稚柳也被公认为“敦煌学”的开创者。
实际上谢稚柳在去敦煌之前，他对中国画的传统已经有了很深刻，很全面的关照和把握，通过对敦煌的研究，他更加进了一步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就不仅始于宋元和明清的卷轴，而是往前追溯到了晋唐，从传统认识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深刻，更为全面的飞跃，而在日后成为蜚声艺坛的一代鉴定大师。“文革”前夕，谢稚柳与张珩、韩慎先组成中国书画鉴定专家小组，负责对全国各地所藏古代书画进行全面鉴定，不久由刘九庵补上因病去世的韩慎先，这一工作一直陆陆续续地进行到“文革”爆发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到了1983年谢稚柳由国务院授命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组长，与启功、徐邦达、杨仁凯、刘九庵、傅熙年、谢辰生等专家，重新启动了因“文革”而终止的对全国各地所藏古代书画的全面签定工作，谢稚柳带领专家们辗转各地，历时8年，完成了对8万件古代书画的鉴定，摸清了国有古代书画的家底，对国家古代书画鉴定方面的贡献可说迈绝古今。
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我去上海办画展，来了很多画家，程十发、沈柔坚、钱君匋、刘旦宅、徐昌明、方增先等，程十发还带了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文汇报》的记者来到现场。看展览期间，程十发问我：“你见过谢老没有？”
我说：“没见过。”
他说：“你要去拜访一下谢老。”
在这之前，我在和王伯敏、洪世清的交往中，就经常听到他们提及谢稚柳，说到他的书画，他的眼力如何好，于是我决定前去拜访谢稚柳。那时谢稚柳住在华山路的单元房，时代的变迁早已看不出谢家当年的世家规模了，谢稚柳带我进到他的画室，墙上并没有挂名家字画，挂的是他自己写的对子，然后我就拿出我的画展介绍给他看，他说：“听说过了，你是跟我画一路的画嘛。”他知道那时我的画有点倾向于张大千，然后他说这几天身体不适，没看画展见谅什么的，很客气，就这样我们认识了。认识之后，仍在上海办画展期间，我再一次去看他，希望他能够到画展现场看看，他说：我虽然没去你的画展，早先是听别人说过你的画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你的画。我劝你的画还要坚持你自身线条的力量和中国书法绘画结合的道路。”当时我在绘画上做了许多泼彩的东西，谢稚柳认为这为时太早，要我在中国线条上多下功夫。在这次见面以后我就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谢老了。
时光荏苒，再次相见已是在隔了十几年后的大洋彼岸。大概是1996年还是1997年（哪一年？），那时我居住在美国加州洛杉矶，要在当地办画展。因为听说谢稚柳夫妇也旅居在洛杉矶，我就给二老发了请柬。展览期间，谢稚柳的夫人陈佩秋一个人来了。陈佩秋是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女画家，她自身也是诗词、书法、绘画兼修，气质很好，也很有个性，她不愿意别人称呼她谢夫人，喜欢人家叫她陈教授，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画也非常好。有一个故事，日本一个美术家访问团到她家里拜访，给她写了一个评语：“中国第一女画家”，她居然拿起毛笔把“女”字圈掉，变成“中国第一画家”，可见她对自己的艺术相当自信。陈佩秋来展览现场看了我的画以后，大为惊奇，她就跟我说，“你不应该来美国，你应该回中国去，而且你不应该呆在福建，你要到上海来，我们每年有半年在洛杉矶，半年在上海住。”她劝我要回国。过了几天，有一个雷静墨（核实名字？）先生，年纪挺大，他是谢稚柳的学生，因为我的画展宴请谢稚柳，谢老来了，看了我的画，说：“我现在看你的画是耳目一新了。”然后说了许多鼓励、但不是很实质性的话，他还说在美国感到寂寞，我们要经常走动。当时在美国有一个中华艺术学会（协会？核实名称），后来我当了会长，基本上每一次活动我都把谢老请来，谢老虽然是大名家，但他仍然很乐意给大家做各种指点，而且还给大家写字，到了晚上，再依依不舍的由他的儿媳妇开车接回去，就这样，我们慢慢的熟悉了。
谢老在美国居然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他在他居住的圣马力诺(San Marino)城市办了一些活动，圣马力诺(San Marino) 在洛杉矶东面的圣加布里尔山脚下，是一个优雅的高级住宅区和旅游城，谢老定期在这里举办免费文物鉴定。他自己出钱做广告，请大家把作品拿来，自己分文不收，帮助大家做鉴定，解说作品的真伪，作品的渊源，以及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，
甚至对那些他看过认为比较好的作品，还给题字。谢老当时80多岁，鉴定起来不厌其烦、极为认真，那时还有一个他的学生劳继雄帮助他一起做鉴定。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我亲自参加的鉴定活动就有五六回，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因为在美国举办一次活动至少要一整天的，不像在中国我们在城市里开半小时车就觉得远了，在美国半个小时车程只是刚刚起步，一般都要开挺长时间车。因此谢老自觉自愿、义务热忱的把他的学问贡献给大家，真是让我深感老人的仁者之风！现在我们国内出现一些情况，一些鉴定家一定要收多少鉴定费，而且还为了利益假鉴定，让我很有感慨。 谢稚柳陈佩秋夫妇后来由美国返回中国上海居住，在美国跟我告别时说希望能在上海见面。到2003年夏天我回上海办画展时，很遗憾谢老已经去世了，陈佩秋老师在云南昆明避暑，她感慨地说“我劝你回到中国，结果你回到中国展览，我80多岁的老人又没办法赶过去。”我说：“您千万不要赶来，自己多保重。”陈佩秋老师对我，始终给我一些关心和支持。我在洛杉矶的那些岁月里，感受是只要听到中国人讲中国话就已经觉得有亲情，如果有人跟你是同行而且又是非常有成就的人，那你就觉得舍不得离开他（她），而他（她）再来关心你，每一次打听你画画的情况，打听你的发展，便使人在异国他乡油然感受到温暖，这就是陈佩秋老师带给我的，这样的温暖让我一直保留到现在，如今我偶尔还会打电话向高龄的陈佩秋老师问候。而谢稚柳先生给我更多的感受是仁者之心，长者风度，按理说80多岁有着大成就的老人，完全可以在家颐养天年，可他要开讲座，做鉴定，跟人写字，耗费精力，他的子女都担心他会受不了，可他仍然隔一段时间就做一场免费鉴定活动。对我来说，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把自己学问奉献出来的精神传递给了我，令我深深震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