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惊闻老画家谢伯子先生于2014年4月20日凌晨在常州病逝的噩耗，深深为之感悼！哀痛之余，追怀我与先生已垂20年的忘年交情，尤其是他待人的热情、宽厚，和他胸存“大爱”的高尚人品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从《美术年鉴》（1948年版）所载：“谢伯子，1923年5月生于江苏武进（今常州市），名宝树，为词人谢玉岑长子。生有异秉，虽病瘖而胸次寥廓，挥毫落纸，有解衣盘礴之概。家学渊源，得力于石涛甚深。写山水气魄雄伟，作人物则神韵隽逸。姑谢月眉、叔谢稚柳，均以画名世。一门隽才，蜚声艺苑”了解到他是为民国海上艺坛称誉为“江南才子”的谢玉岑之子。1992年，我在上海美术馆参观“谢伯子画展”，从而知道他少年时代就拜师父执张大千、郑午昌学画。
直至1995年初秋，我为撰写《文艺通汇，词翰臻妙——江南词人谢玉岑及其书法》一文，遵循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的古训，写信给谢伯子先生，以期对他父亲谢玉岑的生平事迹有所了解。信是通过常州市文联转递，才和他取得了联系。当我收到谢老的回信后，信中竟然附着一幅《桐下高士图》（见附图）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阁下爱好书画、文史，殊是难得。随函奉上一图，以作订交之券。由于先父（卒于1935年，编者注）去世已一甲子，而今艺林中知他才艺者实不会多。来信中所说《民国书法》事，也即此故也。请得便可约期来舍下畅叙如何？”信中所称“随函奉上一图，以作订交之券”使我想起夏承焘曾称至友谢玉岑“爱朋友若性命”的话，谢老如此厚待一位从未谋面者，可见其正是传承了这一古朴家风。另称“来信中所说《民国书法》事”是因我在信中提到《民国书法》一书中的作品，极大部分均采自王春渠于1931年编刊的《当代名人书林》，王在序言中写道：“玉岑以文章书法知名当世，征集之功，大半出于其力。”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在《民国书法》中竟然遗漏了这位曾“以文章书法知名当世”的谢玉岑的书法作品，所以谢老会有“由于先父去世已一甲子，而今艺林中知其才艺者实不会多”之言。
半月后，我便与谢老约定赴常州到他府上拜访。见面后，甚感惊诧，虽已年逾古稀，但谢老身材魁梧、精神矍铄，毫无暮年之态。由于患先天性病瘖，他与人交流只能用笔“交谈”。他微笑着引我到画案旁，写道：“读你的书信，想不到你还是位青年人。”其实当年我也年逾不惑，与他相比自然还年轻。也许由于我俩性情相若，虽是笔谈，却能达到“畅所欲言”的效果。凡我提出的问题，谢老都一一解答，有时还拿出准备好的相关资料给我参考。如当年刊于《当代名人书林》中他父亲书法作品的书影，他恩师张大千留赠的画稿和书画扇面等。我俩一见如故，畅谈甚欢，师母几次催促我们饭后再谈，最后我俩连用餐时也在笔谈。
下午，我由他的大公子建新兄陪同去参观“谢稚柳纪念馆”。临走时，谢老以手语示其子，似乎交待着什么。“纪念馆”在常州博物馆内，当我们到大门前时，建新兄要我稍候，由他去购票。检票者似乎认识他，就说“进去就是了。”但我们还是购票进入参观。在返回的途中，我便询问建新兄，刚才检票者与你相识？他说凡有亲朋好友来常州，总是由他陪同去参观，所以与博物馆的人员都熟悉，但父亲一再叮嘱一定要按规定购票，闻此我才明白了谢老那一番手语的意思。此事虽小，从中可见其人品之高，令人不由肃然起敬！
今先生往矣，谨此记述我亲身感受谢伯子先生高风之点滴，以追悼这位画坛老前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