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谢稚柳画 张大千题诗）
三代知交
谢稚柳与张大千两位画家的交往，始于1929年。这一年，谢稚柳由族叔谢仁冰推荐，到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，从事档案管理工作。其时，谢稚柳的兄长、著名词人谢玉岑正在上海南洋中学执教，与张大千和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同住西门路西门里，仅有一壁之隔，彼此相识相知。谢稚柳由南京去上海看望谢玉岑，自然便与张大千相识了。
1934年夏，谢稚柳与张大千同登黄山。行至黄山险峻鲫鱼背，见有人爬行而过，张大千说此处甚险，还是不过去为妙。哪知，正在谢稚柳犹豫之际，张大千却已翩然而过。谢稚柳自是不甘落后，也轻松走过。此时，他们巧遇率学生游览黄山的徐悲鸿。张大千与徐悲鸿熟识，于是，经张大千介绍，谢稚柳与徐悲鸿也相识了。次日，两人与徐悲鸿又同登鲫鱼背。40年后，谢稚柳犹忆起黄山壮游，作《苦篁斋落墨山水并序》，其中有诗曰：
天风吹袂鲫鱼背，
迎客蓬莱不遇仙。
千峰百嶂阅太古，
触雾凌云已少年。
黄山游后不久，张大千在北平举办个人画展，客居颐和园昆明湖畔听鹂馆约半年。时谢玉岑身染肺结核，愈益想念远方的知交张大千，于是赋诗一首：
半年不见张夫子，
闻卧昆明呼寓公。
湖水湖风行处好，
桃根桃叶逐歌逢。
吓雏真累图南计，
相马还怜代北空。
只恨故人耽药石，
几时韩孟合云龙。
1935年初，当这首《怀大千宣南》在南京《中央日报》上发表时，谢玉岑已离开上海返回家乡常州养病。谢稚柳这时则离职守护。张大千也迁居苏州，每隔旬日亦前往探视。每次探视，张大千必泼墨作画以慰老友。谢玉岑喜食水果，但因病不可进食，故张大千所画多为水果。
病榻前，三人谈诗论画，交流趣事，甚为相得。谢玉岑虽缠绵病榻，却也是难得的欢愉时刻。可惜在这年的3月18日，37岁的谢玉岑即告病逝。
在弥留之际，谢玉岑将先天失聪的聋哑长子谢伯子托付于张大千。据郑逸梅《艺林散叶》记载：“谢伯子虽病哑，却极颖慧。张大千赠以画稿甚多，伯子临摹之，居然大千也。”谢伯子深得张大千神髓，也曾远赴敦煌临摹写生，是为名画家。启功先生曾为谢伯子画册题诗赞曰：“池塘青草谢家春，绘苑传承奕世珍。妙诣稚翁归小阮，披图结会似前尘。”
谢玉岑病逝前三年，其妻钱素蕖即已去世。当时，谢玉岑曾请张大千画一百幅白荷花以悼念妻子，张大千慷慨应允。谢玉岑为此刻印一方：“孤鸾室发愿供养大千居士百荷。”
值谢玉岑逝，张大千为之画荷四幅，供奉灵前。谢稚柳知兄长素喜大千画作，又在灵堂内张挂大千墨宝近百幅。
入殡那天，张大千亲扶灵柩送葬，并题“江南词人谢玉岑之墓”，竖碑谢玉岑墓前。
谢玉岑病逝后，谢稚柳与张大千的交往更形紧密。1936年1月底，谢稚柳应张大千之约，往苏州网师园小住。张大千画《黄水仙花》，并题诗相赠：“黄水仙花最有情，宾筵谈笑记犹真。剧怜月暗风凄候，赏花犹有素心人。”之前，谢玉岑有题张大千作黄水仙花绝句，此次续作黄水仙花，乃是萦怀故人也。此画在战乱中散失，却在改革开放之初失而复得。一收藏者言，此画为其所购。谢稚柳乃以新作交换珍藏。
抗战事起，西迁峻急。张大千于乱离之中，西返成都之前，在上海留下大量画作供谢伯子临摹习作。
1941年，适逢谢玉岑逝世5周年，张大千虑及谢玉岑遗孤生活艰难，即赠600银元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嘱托：“如尚未筹得，可先于弟润资中为偿之，但不令稚柳知之可也。”
对于张大千的义举，谢伯子的外祖父钱名山曾吟诗致谢：
远寄成都卖卜金，
玉郎当日有知音。
世人解爱张爰画，
未识高贤万古心。
谢玉岑、谢稚柳昆仲与张大千的知交，不仅延续到下一代，而且可以上诣到上一代。张大千的恩师、民初著名书法家曾农髯，与谢玉岑的岳父钱名山，不仅同为光绪廿九癸卯进士，被称誉为“同年”，而且两人同为民初著名书法家，两人的亲密友谊更以弟子们的知交多了一层浓郁的亲情。此诗书画情堪称三代知交。
敦煌之行
1938年，抗战西撤中，谢稚柳客居重庆。此时，张大千也离开旅居的北平返回故里，宿于成都青城山。谢、张在重庆相晤时，张大千送给谢稚柳在离开北平前所作自画像扇子，上题一首调寄“浣溪沙”词：“十载笼头一破冠，峨嵋不畏笑寒酸，画图留与后来看。久客渐知谋食苦，还乡直觉见人难，为谁留滞在长安。”此词披露了张大千为何匿居深山的心迹。
1940年10月，张大千行赴敦煌。在陕西境内时，得知二哥张善孖的死讯后，又返回重庆。办完丧事，张大千在谢稚柳家中作写意《荷花》，画未完即去。42年后即1982年，谢稚柳将张大千的未完稿补成，并题记曰：“庚辰十月，大千以其仲兄善孖之丧自成都来重庆，住予大德里寓楼，灯下试缅甸纸作此一图，未竟而去。匆匆已四十三年，东西流转，此图遂失所在，三年前偶从乱纸中捡得之，如逢故人，予与大千别且三十四年，流光容易把人抛，曾作诗云‘休问巴山池上雨，白头去日苦方遒’。顾瞻此图，惜其未竟，因为足成之，以付装池，不独出于相知之情，亦珍惜故人笔墨之意，使他日如相见，披图供上，为一解颐。壬戌十月壮暮翁时年七十有三，大千八十有四矣。”
在四川蛰居了一个冬天，1941年3月，张大千带领家人以及学生数人抵赴敦煌莫高窟。
同一年的秋天，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西行视察途中，专程转至敦煌，并与张大千等共度中秋。此行促动了敦煌的保护机构——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。谢稚柳1942年的敦煌之行也发源于此。
1942年，张大千几次信促谢稚柳去敦煌与之做伴。其时，谢稚柳正任于右任秘书，且接受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的聘任，兼职艺术系教授。于右任力促谢稚柳前往敦煌，徐悲鸿也答应他的课先由别人兼代。谢稚柳在《敦煌艺术叙录旧序》中记载：“1942年秋，予自重庆北游敦煌，观于右室，居此凡一载。”
两位老友重逢敦煌，喜悦之情难以尽述。但看到张大千在几无光线的洞窟中，爬梯上下，有时还要匍匐在地，一手举着小油灯，一手执笔，临摹壁画实在吃力，谢稚柳心中不忍。他向张大千建议：“你如此做太过劳累了，是不是由你来勾勒人物的线条，让你的学生和喇嘛画师为你着色好一些？这样既能保证质量，又能加快速度。”张大千听从了谢稚柳的建议，临摹速度加快不少。
谢稚柳敦煌行的目的与张大千不同，非为临摹，纯为研究，这也符合他艺术系教授的身份。谢稚柳每日清晨即进窟测量记录，下午整理资料。日复一日，极为单调。骑马疾驰乃唯一的乐趣。谢稚柳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冲风成阵，茎草不滋，黄沙弥望，广漠几千。既居久，无所取乐，常联十余骑驰骋于其间，沙风如虎，半日曝野，面色成焦墨，引以为一乐。”
如果说大自然的严酷尚可忍受，但人为的阻难就让人耿耿了。
一天，一位着长衫的政府职员来到敦煌，递给张大千一封电报。
这是一封国民政府行政院拍给敦煌县政府的电报。此电用语尚属婉转，电文谓：“张君大千，久留敦煌，中央各方，颇有烦言。饬敦煌县县长陈，对于壁画，毋稍污损，免兹误会。”
之所以有此电，于右任当年考察时的随员、当地人窦景椿在后来所写《张大千先生与敦煌》中，回忆说：“适有外来游客，欲求大千之画未得，遂向兰州某报通讯，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、挖掘古物之嫌，一时人言啧啧，是非莫辨。”
对于当时的情景。窦景椿描述道：“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，及驻军师长马呈样等人，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（张大千为之编号20窟——笔者注），墙上有两面壁画，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，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，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……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，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，似为唐代供养人像，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，右老点头称赞说：‘噢，这很名贵。’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—睹。当时县府随行人员，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，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，不慎用力过猛，撕碎脱落，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。”
张大千虽不避讳此事，但没有提及于右任在场。他在《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》中叙述说：“莫高窟重遭兵火，宋壁残缺，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。剥落处，见内层隐约尚有画，因破败壁，遂复旧观，画虽已残损，而敷彩行笔，精英未失，因知为盛唐名手也。东壁左，宋画残缺处，内层有唐咸通七年题字，尤是第二层壁画，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，已两次重修矣。”
对于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，一直是一个争论的话题。1981年3月，谢稚柳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到敦煌之前，这两幅壁画的外层，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，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……要是你当时在敦煌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，既然外层已经剥落，无貌可辨，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，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?”谢稚柳还评价说：“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。”
在敦煌，谢稚柳也给了张大千很大的帮助。1943年，谢稚柳不仅为张大千撰写了《〈莫高窟记〉自序》，而且谢稚柳所记101窟至150窟资料，也被张大千需索为《莫高窟记》的资料。在这年的七八月之交，谢稚柳与张大千结伴离开敦煌，由陕入蜀，在四川境内分途去了重庆与成都。
离别敦煌之前，张大千挥毫为谢稚柳画了一幅荷花。谢稚柳题诗其上：
来时杏柳绿当风，
去日梨花雪满丝。
静对莫高山下窟，
虚拎画笔泣神工。
此次敦煌之行，张大千所临摹的作品为276件，更为重要的是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画风的影响，以及这批画作的不断展出所引起的对敦煌艺术的关注。谢稚柳的收获是，根据在敦煌所作的研究与笔记编著了《敦煌石室记》和《敦煌艺术叙录》两本著作，这两本书已成为研究敦煌艺术与印度佛教关系的奠基性著作。因此，张大千与谢稚柳均被后人尊为敦煌学的奠基人。
1945年10月14日，乃旧历重阳，画家叶浅予画成《游戏神通》（后易名为《大千诸相》）之一的《丈二通景》，描绘了张大千敦煌临摹的情景。谢稚柳图题曰：“大千伏地写莲花丈二通景屏，其左持水盂者为其女子子拾得，右鞠躬捧研者其男子子罗罗，袖手旁观昭觉寺方丈定慧，张目决皆两手插裤袋，则制图者叶浅予也。乙酉重阳稚柳注。”
这一年，谢稚柳往访张大千。张大千请谢稚柳在自画小像上题笔。谢稚柳遂题诗一首：
自写龙文夭矫枝，
苍髯坐阅老松姿。
颸然堂上清风发，
何况相逢执手时。
真情难断
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，谢稚柳与张大千共居上海，并曾合绘画作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两人分别后再未能相见一面。
30多年中，两人的交往虽都在时空阻隔中，但情谊的色彩并没有被时光消减。1964年，张大千辗转在谢稚柳早年画作《槲树啼猿》上题诗：
别来岁岁滋烟尘，
画里哀猿怨未深。
天下英雄君与操，
三分割据又何人。
1969年，张大千七十大寿，特在日本定做了牛耳毫木制笔及牛耳毫竹制笔。木制笔管上书绿色字“艺坛主盟”，红色字“己酉四月高诚堂特选牛耳毫特制恭介大千居士七十大庆”；竹制笔管上书蓝色字“艺坛主盟”，红色字“大千居士七十大庆”，绿色字“己酉四月玉川堂特选牛耳毫特制恭介”。这是张大千旅居巴西期间，特地托人花重金收购了一磅牛耳绒毛作为笔毫。据说，这一磅牛耳毛，是从5000头牛耳中选出。制成的毛笔成品仅有50支，所花加工费却有700美元。
此笔之所以命名为“艺坛主盟”，用张大千的话说就是：“既然用的是牛耳毛，用此笔如同执牛耳。”当然，这其中也暗含着张大千对自己在画坛地位的自许以及受赠者的期许。张大千曾为此笔专门赋诗一首：
雄狮百胜恣横行，
执耳升坛众与盟，
所向从来无劲敌，
敢从纸上笑书生。
10年后，谢稚柳才得到张大千从海外辗转托人转送的两只牛耳毫笔。其他所得者，为毕加索、“儒将”黄达云、罗寄梅（民国时期著名摄影家，曾赴敦煌拍摄张大千临摹照）夫妇。
谢稚柳在1983年5月初发表的《巴山池上雨，相见已无期——悼念张大千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当十年以后我收到这两支笔时，心情是难以形容的，我写下了这首诗：十年风腕雾双眸，万里思牵到雀头。英气何堪摇五岳，墨痕无奈舞长矛。蛮笺放浪霞成绮，故服飘摇海狎鸥。休问巴山池上雨，白头去日苦方遒。”
1979年11月，谢稚柳接得张大千来信：“稚柳吾弟：顷者应流兄来摩耶精舍，闻弟中风（不确，乃传闻——笔者注），至为不安，爰亦衰病，步履维艰，索性尚可操笔，不至饥饿。老年弟兄一别遂至三十载，何时始得风雨联床耶，望万万自重。”
随信转来画作《落花游鱼图》。
1980年6月，张大千绘赠谢稚柳、陈佩秋伉俪《泼彩山水》横幅，由香港收藏家赵汉钟带到上海转交。这年的8月，谢稚柳所撰《张大千的艺术》一文发表。
1983年4月2日，张大千在台北病逝，终年85岁。谢稚柳赋《悼大千》七绝一首：
应悔平生汗漫游，
老亲乡土泪难收。
何时脉脉双溪水，
并向金牛坝上流。
同月14日，谢稚柳在“上海书画界悼念张大千大会”上致辞哀思故友。23日，谢稚柳又主持“张大千遗作展览”，私赠《荷花》、《落花游鱼图》、《泼彩山水》等佳作均参展。5月初，谢稚柳所撰《巴山池上雨，相见已无期——悼念张大千》文分别在上海、香港刊出。
1997年6月1日，谢稚柳去世，两人的情谊即成绝响。但谢稚柳、张大千之间的诗书画情，已长留在件件墨宝之中，而收藏的真义实即在此。